房事与野合……
一、房和性，在中国似乎密不可分。房事、房事，没房怎么做性事？同样的男欢女爱，西方叫Make love，国人非要叫做房事；同样的性学研究，西方叫Sexology，国人却叫房中术。可见，在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中，性，一定是要在房子里进行的。没有房，性往哪里去？
据说，房中术的概念最早出于《汉书》，与当时的医术、经术、神术并称为“方技四门”。照此推算，中国人躲在房子里边做性事，至少已延续了2200多年。以至于到了唐宋元明，房，更成为性的先决条件，甚至能决定婚的成败与性的有无——无论都市乡村，男人只要没房，他就休想把一个女子娶到自己的床上。所谓“洞房花烛夜”，房，实际上担当了婚的归宿与性的载体。婚床不能露天！
直到十多年前，许多国人还承受着无房无性之痛。在那个只有福利分房而无货币购房的年代，干部职工之类完全依赖于单位分房。而不少单位在分房时，竟不约而同地推行着一条毫无法律依据的政策：未婚者不分房。
婚者有其房。这一看起来十分公正的政策，却深刻揭示了房与性的亲密连带关系。于是，房事，房事，有房就能行性事。房，似乎成了性之能否发生的第一要素！
于是，直到今天，国人在媒体上刊发征婚广告，“有房”二字，便仍然是一个出现频率甚高的关键词。而那些一时无房的热恋男女，如今也不用再到外滩公园去挤板凳，“开房”成了全国酒店业的一笔不菲收入。
二、其实，房与性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。
大约2300多年前，西域先民在新疆天山深处的呼图壁峭石上，刻下了一幅被今人称作生殖崇拜的岩画。画中70多位男女，携犬牵羊，赤裸于旷野，男人挺着硕大的阴茎，指向仰卧的女人阴部，而女人则曲腿举手，组成明显的媾合动作。可见，在人类无房的时代，性，原是在草莽山林之中露天发生的。
于是，人类就有了这样一个词组：野合（Illicit copulation）。
关于野合的最早字文记载，可能是《周礼·地官·婚氏》：“中春之月，令会男女。于是时也，奔者不禁。若无故不用令者，罚之。”
原来，野合乃是一种政府行为。官方文件规定：每逢阳春三月祭祀社稷，男女应不媒而性，自由交合，如不遵令，将受处罚。结果人人踊跃，奔淫不拘，以至满山遍野，尽是摩尔根所说的“自由杂乱的性交关系”。
野合，看似杂乱，其实神圣而又美好。
所谓神圣，是因为古人相信“天人合一”，追求“天人感应”，认为性交“通达于天”，于是提倡野合。汉代画像砖《桑林野合图》，刻着一对夫妻带两个侍女到桑林游玩。四人全部赤身，夫妻在桑树下性交，经过艺术夸张的长长阴茎直刺阴门，而一位小侍女竟跪在男人身后，双手推着男子臀部，提供助力。在古人眼中，这种沐天席地的野合，“乃阴阳自然之道”，“造化自然之理”，既可使土地肥沃，又可使男女得天地之气，所以神圣无比。
所谓美好，是因为古人推崇自由无邪的性爱精神。在大自然中“男女杂坐，行酒嵇留”，及至“日暮酒阑”，便“罗褥襟解”，使男女相属。这完全是一种率性而为、忧虑全无的享乐过程。所以，《诗经·郑风》就有了这样的描写：“野有蔓草，零露溥兮。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。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！野有蔓草，零露瀼瀼，有美一人，婉如清扬。邂逅相遇，与子偕藏”——两个男女一见钟情，怀着美好的心情藏进草丛，创造“寰中大快”的感觉去了。
这一切，和房，有什么关系？
三、终于，人类走出丛林、告别洞穴，学会了房产开发。而与此相同步，人类逐渐缩减自己的性交范围，最后归整为一房一对男女。房事取代了野合。
——房，割绝了性与他人的原始关联；房，使一对男女拥有了只属于双方的私密空间与共有财产。
如果说，一夫一妻是人类文明的伟大进步，那么，房，就是这一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基础。试想：如果地球上始终没房，人类始终以群的形式杂居，那么直到今天，恐怕都无法消灭群婚体制下“自由杂乱的性交关系”。
——房，当是人类最伟大的物质文明成果；房，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。
在房的庇护下，人们享受着最有保障的性行为发生权利，人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吃饭、喝酒、冲凉、调情，大作性前嬉，然后在冷暖适度的空调房中，在大至1.8×2.2米宽阔席梦思的大床房中，按照自己从各种渠道学来的性爱模式，与自己的配偶或者伴侣一决雌雄，共销魂魄。这种因房而致的富足与稳定、平安与卫生，对于无房野合的人类先民，怕是绝对连做梦都想不到的。
性，因为房，而有了自己最为可靠的家园。
然而，正像恩格斯在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中所说：“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”。龟缩于钢筋水泥房中的现代夫妻，在忙碌着房的装修，苦恼着房价的暴涨，甚至痛恨着自己不幸沦为“房奴”的时候，终于体会到一种深深的失落：房，割裂了性与自然的本来亲密。
人们日复一日，在不变的房中重复着不变的单调与平庸，渐渐地失去了房事的性趣。于是，野合便在当代人中重新崛起。
四、当代人的野合，其实是家用轿车的副产品。
在著名导演冯小刚的窜掇下，葛优与范冰冰借之电影《手机》，将车开到人迹罕至的一片不晚枫林，停车做爱，创造了当代野合的一大精典。这类先富起来、能够开车到房外寻欢的人，现在有个专有名词，曰“车床族”。
说实话，没车还真不行。现在城市越建越大，就算有“静女其姝，俟我于城隅”之类的艳遇，想在城外找个没人打扰的地方野合，不开车跑上两三小时，根本办不到。于是，许多没车、或者有车而没有足够时间的男女，便不再苦寻无人之境，只要房外有一丛草、几棵树，铺开两张报纸，就能将野趣快活地做起来。
这真是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悲哀。
越建越多、越盖越高、越卖越贵的房，在当代人的性爱经历中，竟然高度异化，走向了快乐的反面。于是，人同此心的“车床族”，甚至结成了俱乐部式的组合：几对夫妻趁着七天长假一起出行，找一片远离都市的寂静山林，野游、野炊、野浴，最后野合。在他们肆无忌惮的欢叫中，现代人类重返了史前文明，将“沐天席地，纵意所如”的快感重新演绎。应该说，这种行为本质上是积极和健康的，而结伴同行，则主要为了安全，与李银河所提倡的“换妻”等无关。
但是，在高度文明的社会，性毕竟具有高度的私密性，而且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，性的私密程度也应该越甚。正如马尔库塞所说：“人类在快乐原则的支配下通常不过是一股动物性的内驱力而已。但随着现实原则的确立，他变成了一个有机的自我。他追求的是有用的、而且是在不伤及自身和生命环境的前提下所能获得的东西。”
所以，即使是西方社会，在公开场合裸奔、在他人庄园野合，甚至在自己的房中太过放肆地叫床扰邻，也都会受到舆论的谴责，甚至法律的制裁。
因此，无论是坚持房事，还是向往野合，人类都要有所制约。到哪里去性，其实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：人之所性，私密至上。若一定要弃房事而野合，则必须与环境相和谐，与世风相适应，与他人相隔绝。这样，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自身的尴尬与意外的纠纷。
《礼记》曰：“天地不合，万物不生”。野合固然情趣盎然，但若能以天为德，以地为法，则依德守法之合，便是“胜却人间无数”的盛大节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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